我国地毯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从埃及、伊朗或印度传入的，但1960年在青海省都兰县一座古代建筑遗址中出土的“8”字扣毛毯残片却打破了这个结论，它说明我国地毯的生产历史至少有数千年之久。从残片的织物结构上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地毯织造技术是他人无法相比的。此外，1957年新疆乌鲁木齐出土的汉代人头马身像毛坐垫、双面栽绒的东汉毛毯残片等都清楚地证实，我国地毯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

    夏至战国时期是我国原始手工纺织形成的时期。那时起，我国劳动人民已能使用从矿石、植物中提炼出来的染料对织物进行揉染、浸染。如使用茜草、靛蓝、皂斗、紫草、绿矾等染料对毛、丝等动物纤维进行酸性媒染，对野生的植物纤维用直接染料进行直接染色。这些技术为手工地毯中羊毛绒纱的着色奠定了基础。

    随着织造技术的日趋完善，人们还掌握了羊毛纺纱前的初加工过程，包括去杂、洗毛、开松及采毛、净毛、弹毛等工序，生产出各种精细、色彩丰富的毛织品。从历史条件看，当时已具备了生产地毯的可能性。

    新疆是我国地毯的主要发源地，和田地区的塔马沟是中国地毯之乡。新疆气候高寒，盛产羊毛，很多人过着游牧生活，因此需要大量的毛制品防湿御寒。东汉时期，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利用不同色彩的毛纱，按照所设计的图案花纹，织出表面有绒头材料，与地毯组织相类似的毛毯，这种织物在少数民族中被称为褐、毛席、毛褥等。

    三国时期，我国地毯首次作为礼品被介绍到国外。汉至北朝，已出现以羊毛栽绒的铺垫地毯。从新疆巴楚地区出土的两块栽绒地毯残片来看，其编结技术已相当精细，底层组织紧密，毛绒匀整平齐。经分析，当时地毯的组织结构是：经密7～8根／cm，地纬密度4根／cm，每5根地纬嵌4根绒纬为一组，绒纬采用“8”字形打结法对地经加以扎结。

    盛唐时期，官府设立了织毯的专门作坊，宣州（即安徽宣城）已能生产巨型铺殿丝毯，山西太原生产的羊毛地毯也很有名。在诗人白居易的诗《红线毯》中，对地毯的制造曾有生动的描述。

    到了13世纪，元代的地毯织造发展更快，不仅在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羊毛原料产地有织毯的作坊，在中原内地也兴起了织毯作坊。元代的统治者十分酷爱地毯、挂毯等产品，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中亚各地掠回大批工匠，在元大都北京设立各种造办所，其中在青塔寺专为皇宫编织地毯。据记载，元成宗时期仅皇宫内一间寝殿中就铺了5块地毯，总面积达110平方米，用羊毛超过500千克。

    明、清是我国地毯业的全盛时期，当时十分重视发展对外贸易，曾多次派遣使臣到国外（最著名的是郑和七下西洋）。从这时开始中国地毯作为交换的主要商品，与日本进行贸易往来。

    明、清时期，宁夏、甘肃、青海、内蒙地区的西北民间地毯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地区盛产优质的河西毛，是汉、回、蒙、藏等民族聚居的地方，又是汉族的封建文化、印度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的交汇点。各种文化艺术融会在一起，形成了朴实、简练的艺术风格和浓厚的封建宗教色彩交织在一起的西北民间地毯图案，成为现代中国手工地毯图案的艺术基础。清朝早、中期大力提倡喇嘛教，各地寺庙林立，需要大量装饰性的包柱毡、坐垫毡，因此，这就更加促进了西北民间地毯的发展。新疆地区的地毯已是“镂文错采，烂然夺目”。此时我国地毯开始向欧洲出口，每年约4000～5000张，而新疆和田地区每年有栽绒毯1000余张输入阿富汗、印度等地。